赫胥黎曾说，医学已经进步到这样的地步，再没有人是健康的了。比如，现在我们的生活常常不得不面对“有病就有药，有药又有病”这样的怪圈。

    这里说的就是药害。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医药协会会长赵博文则称，从现在趋势看，“齐二药”或“欣弗”事件有可能还会重演，出现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宁波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史小华也认为，连续发生的大药害事件表明，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正进入涉药事件凸显期、涉药矛盾多发期。

    药害频发，病症与药害俨然成为一对孪生魔鬼，这样的医疗现实，带给患者无疑只能是更大的苦痛与绝望。日前，《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对药害事件进行反思，认为药害事件频发一方面是药品生产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顾质量，从而滋生种种隐患；另外一方面是药监部门的监管失灵，并把药监失灵的原因都归于诸如人力物力有限、技术手段滞后、检验经费不足、企业自律较差、招商引资政策之类的客观因素。

    我们并不否认，药品监管的漏洞，可能有某些客观原因的存在。但是，把药监失灵简单地说成是被动失守，这样的反思，大有避重就虚之嫌，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当前药监部门与药品生产企业之间存在种种利益纠葛、权力寻租现象，这意味着，利益诱导下药监部门的主动失守，是酿造药害事件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种种药监腐败已拉开了药监黑幕。比如，去年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等多名官员，都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司法部门查处；不久前，西安市药监局长安分局举行揭牌仪式，该局要求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缴纳“赞助费”，当地许多药品生产企业与药店都纷纷“送礼”。一切表明，一些药监部门正利用手中掌握的对药品监管权，与药品生产或销售企业之间进行着权力的寻租与设租。

    原因并不难理解。从药品报批生产的“源头”到药品销售使用的“终端”，都离不开药监部门的权力之手的控制。这样一来，药监部门就自然成为相关商家的“公关对象”。而由于相关监督机制与制度约束的缺失，药监部门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一个庞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的存在，使得发生在监督部门身上的种种权力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对于那些药品生产商与销售商来说，他们自然希望低成本、高利润的药品顺利通过审批与监管程序，而这些药品往往就是容易“犯事”和“出事”的药品。于是，在当前的药品市场上，一边是诸如“年批万种新药”、“一药多名”的怪象横生，一边是药害事件频发。如此一来，药监也就成为一个虚设的“门槛”，对药品无法起到应有的“过滤作用”了。

    本来，国家设立药监部门的目的，就是寄望于这样的公共权力来为老百姓把好药品关。药监部门最应该维护的是广大公众利益，而不是药品生产商与销售商的商业利益。然而，种种药监黑幕说明，现在一些药监部门却为了私人利益不惜以牺牲用药安全的代价，来损害公众利益，使公共权力成为某些集团或个人的牟利工具。

    所以，反思药害事件，我们最不应忽略的，恰恰就是药监自身因为利益诱因而主动失守。药品监督本身涉及到报批、生产、审批、销售、检察等诸多环节，即便药监部门在人力、物力、技术等得到再多的补充与提高，但是如果不能彻底的革除药监体制的弊端，不能完善对药监部门的有效监督，那么，在庞大的利益诱导下，就难免药监部门变成“甩手掌柜”，而不是老百姓用药安全的“把关者”，这样一来，药害悲剧也就难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