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们也不能说最好别来北京看病。

　　高强：那不能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是希望通过政府、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多方面的努力，通过加快发展、改革机制、通过严格管理，也通过一些信息的沟通，互相信任和理解逐步缓解现在存在的一些紧张因素。

　　主持人：您每天都在应对这些事情，您每天是高兴的时间多还是不高兴的时间多？

　　高强：好象不如我过去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高兴的时间多。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病情，这儿有传染病多少，那儿有医患纠纷怎么样，那儿医生不满意有什么呼吁，这儿群众如何，是每天都处于一种矛盾的交织之中。

　　崔永元：您会不会觉得很难说话，比如说今天的对象就是医生，或者说今天的对象就是患者。

　　高强：我不怕说话，我这个人是这样的，面对医生我看到他不足的，我会坦率地谈出来，面对患者，刚才你说我好像有点向着医生说话，其实我更愿意向着患者说话。因为作为政府部门来说，更重要的职责是保护13亿人的健康。做好这个卫生工作，医生不满意做不好，因为他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没有人提供服务，但是13亿人不满意更做不好，所以这种协调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这里面政府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崔永元：我们今天现场请大两位观察员，一位是我的同事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杨锐，一位是姜素椿先生，他也是一位医生，欢迎你们。不知道听完高强部长的谈话，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有什么感想要发都可以说。

　　杨锐：我们谈了医患关系，但实际上忽略了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在您这个公共医疗卫生的行业里管医生的人，就是领导着自身的廉洁和自律。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个领导者，是不是只关心结果，不关心当中涉及到很多问题，制度问题、人性的问题，我们看到机构改革强调的三点，一个是政策的制订、政策的执行、政策的监督，三者之间要相互制约，我想请高部长谈一下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高强：说到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央一直提出来要实行依法治国，要靠制度管人，要制度管事，要制度管权，这其实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大家说看病贵，贵在什么地方，一是检查费用高，特别是大设备的检查费用高，第二就是药价高，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要切断医生和药品销售之间的关系，医生不通过卖药来增加收入，医药代表也不要到医院来从事这些不法的行为，医生要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数量赢得群众的满意，这样能够获取到合理的帮助，这是今后的方向。

　　杨锐： 我有一种感慨，谈到沟通我们不能不想到国情，温总理说，在中国再小的事情乘以13亿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刚才大夫讲了，每天门诊那么多的需求量，确实是超负荷运转，所以要到一份理解对医务工作者。但是说到刨根问底、追本溯源，这个问题我想到协和医院的诞生。

　　杨锐：它是庚子赔款，清政府的腐败导致了我们割地赔款，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建立了，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医疗制度的试验田，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我们在感慨自己的国情，但国情是不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一种现象、一种政策、一种托词或者一种借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从协和医院本身的建立，这味同嚼蜡那个历史的回忆当中，寻找点一种其它的让人启蒙的，比如说我们能不能从科棣华大夫、白求恩大夫、南丁戈尔身上那种救死扶伤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上面学到一种高尚的东西，这个时代太需要这些东西。